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排名TOP10 资料来源：《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季晓莉 张洽棠

5月11日，万博新经济研究院联合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和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了《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营商环境报告》），排名前10的城市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武汉、杭州、天津、成都、西安。

本次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从软环境和硬环境两个维度，采用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技术创新环境、人才环境、金融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等7个二级指标，35个三级指标，反映了一个城市对投资创业、企业经营、吸引人才的综合支持程度。

前10名：各有所长、各有特色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上海位列营商环境指数首位，软硬环境均居全国第二。其中，基础设施环境、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文化环境和金融环境等5个二级指标均进入前三，基础设施环境和文化环境排名第一。在35个三级指标中，高端人才供给、政府文教投入力度、外资吸引力、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消费市场规模等18个指标均列全国前三。

软环境指数排名北京居首，金融环境、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等5个二级指标均排名前三，其中人才环境和金融环境位列全国首位。在24项软环境三级指标中，北京的科研人才供给、政府文教投入力度、大学数量、学术文化、服务市场规模、技术成果储备等12项指标均位居首位。但受到空气质量、气候环境、森林覆盖率等自然环境的制约，北京硬环境指数排名较为靠后。

深圳和广州位列营商环境排名的第三位和第四位。深圳硬环境指数位居第一，技术创新环境领跑全国，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类创新机构数量、技术专利数量、科研支出等居全国前列，技术创新环境名列第一。与广州相比，深圳的高端人才供给、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环境、私营企业活跃度、企业研发能力更具优势。而广州的本地人才供给优势明显，位居全国第一，本科以上人才、科研人才、大学数量等指标也均列全国前五，但人均道路拥有面积排名较为靠后。

南京、武汉分列第五和第六，硬环境指数排名均高于软环境。南京的文化环境排名第三，私营企业活跃度排名第二；金融环境排名第十，与其余二级指标相比排名相对靠后，在外资吸引力方面，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有一定差距。近年来，武汉市政府高度重视轨道交通骨干网络、老旧社区改造、大都市区交通建设，以及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指标排名第二。作为中部地区的龙头城市，武汉的人才环境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中大学数量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数量分列第2位和第3位。

杭州金融环境更具优势，天津基础设施优势突出。杭州金融环境排名全国第四，相较于其他二级指标，排名最为靠前；受到人均道路面积等指标的影响，硬环境指数排名第20位。从二级指标来看，天津的基础设施指标最为突出，排名第三。天津一直致力于建设富有创造活力的文化强市，重视图书馆、博物馆、歌舞剧院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文化环境指标排名第五。

成都和西安营商环境指数分列第九位和第十位，成都金融环境占优，西安生活环境更突出，两市软环境指数排名均高于硬环境。受到西部地理环境的制约，成都和西安的自然环境排名较为靠后，但人均基础设施环境在西部地区排名最高。软环境方面，成都的金融环境排名第五，外资吸引力、融资环境等三级指标均排名前10。西安生活环境的优势最为明显，消费便利度、就学便利度、就医便利度等指标均排名前1/3行列。

提升软环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万博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中的硬环境指数包括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两个二级指标。根据《营商环境报告》的评价结果，硬环境指数排名前十的分别为深圳、上海、南京、无锡、武汉、青岛、厦门、苏州、广州、济南，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各占五席。相较于省份间，具体城市之间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在其硬环境建设方面的先发优势已经不再突出，一些发达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的硬环境差距在缩小。

100个城市硬环境指数的最高分与最低分相差49.08，但软环境指数的最高分与最低分相差高达81.15。人才环境最高分与最低分分差最大，为96.22；金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差次之，生活环境的分差最小。

经过数十年高速工业化发展，各城市间的硬环境差距已呈现出明显收窄趋势，但软环境差距仍然较大；各城市均比较重视硬环境建设，在硬环境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了相对成熟的发展方式，但在软环境建设方面，大多数城市尚处于摸索阶段。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工业社会后期，相较于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环境等硬环境而言，金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人才环境、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软环境，是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重要条件。

《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所有营商环境指数的二级指标均与经济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金融环境相关性最高，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和文化环境仅次于金融环境，自然环境相关性最低。

近年来，中国各城市在金融、人才和技术创新环境的提升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但对于文化环境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存在学术氛围不浓、人才引进来留不住、相关民营经济活跃度低等现象。

在后工业时代，创新企业在选择落户地点的时候，除了考虑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相关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还会更多地关注一个城市是否具备自由开放的市场文化环境。创新人才落户时，除了会考虑自然环境和户口、住房等保障政策外，也会关注一个城市是不是具备良好的文化交流氛围。因此，营造“创新创业雨林”式的文化软环境，也是吸引新经济企业和创新人才的重要因素。

东北是传统的重工业基地，“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舆论近几年对东北地区吸引新产业、新业态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2019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结果来看，部分东北城市在营商环境的细分领域已经有所改善。从文化环境排名看，东北龙头城市，比如沈阳、长春，均位列全国前10。受益于多年的工业化发展，沈阳和长春集聚了优质的高校资源，如能在反映市场文化的私营企业活跃度方面精准发力，营商环境改善的成效有望进一步显现。

《营商环境报告》指出，城市要提升对企业和人才的综合吸引力，首先需要站在创业企业和创新人才的角度，全面、客观评估当地营商环境的优势和短板；其次，要将本地营商环境与经济规模或区位优势相近的城市进行比较，找准改善本地营商环境的突破口，精准施策，提升在同类城市中的竞争力；再次，还可以对本市前五年或前十年营商环境的变化情况进行追溯分析，进而动态分析一个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人才环境、金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的边际变化，更清晰、准确地把脉城市营商环境的历史强项，以及长期存在的瓶颈和难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全面改善营商环境，切实缩小其与企业预期的差距。

今年我国营商环境最大的进步可能是什么？

谈及今年我国营商环境的进展，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昌华表示，税收成本、政府成本肯定会有明显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也持此观点，认为会出现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的降低，但他认为最需要提升的是法治环境。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亦表示，希望降低税费成本、资金成本、财务成本；同时消灭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资金成本的双轨制；保持政策的前瞻性、稳定性、连续性。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认为，提升营商环境最应该做的是扩大自贸区试点，最终目标就是全国都变成自贸区，要复制、扩大辐射力，全国都按照这个标准来，越快越好。

深圳市蓝海大湾区法律服务研究院副理事长兼院长肖璟翊认为，进步可能会在市场准入方面，《外商投资法》是我国市场会更加开放的重要信号。“法治合规是重要主题，无论是国内法律，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合规的要求都会进一步提升；国际标准对接是难题，人工智能伦理指引问题等可以有更多思考。”他表示。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城市研究处处长王丹认为，行政审批改革方面会有突破，因为今年改革任务对此有要求，2019年要比2018年审批时间减少50%，申报程序也要减少50%。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海冰则表示，2019年进步最快领域肯定是营商便利度，这是政府各部门着力最大的领域。但他认为，最需要关注的反倒是营商环境观念问题，因为真正的目标是让企业能够很好地经营和发展，让新的供给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