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挺傻的，我妈现在说起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和小伙伴打架的情景，她说：“你呀，就是那种被打不知道还手、被骂不知道还口的傻孩子。”

我承认，我是挺傻的。我羞怯胆小，不善言谈，反应也不敏捷，所以父母对我一直的期望是当一名小学老师，而我却意外地成了一名记者。这让他们非常担忧，“你怎么能当记者？你吃得好这碗饭吗？”有意思的是，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做了十年记者。在这十年当中，我见到了很多别人眼中称之为“傻子”的人，而他们，不仅成了我笔下最生动、最丰富的新闻素材，也成了我新闻路上的引路人。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傻子”的故事。

“傻子”一：慈利县赵家岗土家族乡天鹅村老人王子庆

认识王子庆是在2011年夏天。盛夏7月，这个年近七旬的老人顶着烈日，推着独轮车，在沿街叫卖水果。他的声音沧桑嘶哑，而他背后的故事更是让人感动。

这是王子庆卖水果的第6年，他要用卖水果的钱，去偿还一笔24万元的债务。说到债务，又得从一座桥说起。王子庆的家乡有一条河，几十里长的河却没有一座桥，两岸19个村的群众都只能涉水过河，每逢雨季，大家就只能望河兴叹。而建一座桥需要30多万，修桥成了当地群众的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也在王子庆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2005年冬天，他向子女筹资，又找银行贷款，用艰难凑到的13万元启动了漫水桥的建设。半年后，长145米、宽3.8米的漫水桥终于建成了，而他却从此背上了24万元的债务。

乡亲们受益，一个人举债。也许你觉得他很傻，可是他说：在困难面前，总得有人去打头阵，如果没有别人，为什么不能是我？

“傻子”二：慈利县苗市镇龙阳村的教师“兄弟”

李子鹏和张尚军，坚守在龙阳小学18年的教师“兄弟”。当时的龙阳村不仅偏远，条件也非常艰苦，这里只有一条简易公路通往山外，就连吃水也要用油布水袋从山下运回来，没有老师愿意在这里停留。

1998年，19岁的李子鹏和17岁的张尚军来到这里。最初他们也想离开，可龙阳村90%以上是留守儿童，“你们走了学校怎么办？龙阳的孩子们怎么办？”领导的话让他们于心不忍。2003年夏天，张尚军将写好的调动申请交给镇中学领导，却被得知消息的村民拦下，孩子们拉着他的手哭喊“老师，别走！”那一夜，滴酒不沾的他喝了半斤酒，将自己醉得彻彻底底。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动过离开的念头。

18年的苦，难以言说，仅仅是为了运水，俩人走过的路程就有上万公里。但18年的甜却又清晰可见，因为有李老师和张老师在，龙阳的孩子一个都没有少，哪怕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特殊孩子。

“傻子”三：比农民更“农民”的高级农艺师李宏志

慈利县旱科所的李宏志，头戴草帽，皮肤黝黑，如果不是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我们很难将他与科研工作者联系在一起。

1983年，20岁的他被分配到慈利县农业局，可他不坐办公室，主动申请前往偏远干旱的旱科所，从此30多年以所为家。30多年里，原来的同事或退休或调走，最终只有他一个人留了下来。尽管如此，该做的试验和科研，他一个都不少，甚至越来越多，到后来每年仅玉米一项，他就承担了1000多个品种的试验任务。

采访他，我跑了三次旱科所。我费尽心思，想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关于他工作和思想上的细节，但他不善言谈，我看到的，只是一摞荣誉证书，一堆发表过科研论文的杂志刊物，还有满架装订成册的试验数据。

这样的“傻子”很多很多。因为他们，我开始懂得，“傻子”纯粹，能够把别人不敢想、不愿做的事情扛在自己肩上；“傻子”执着，明知道千难万险，却还是会义无反顾。他们的故事常常提醒我：这个世界需要聪明人，更需要下笨功夫、用真感情的人。他们让我明白了，如何成为一名好记者。

所以2013年，张家界日报在区县设点时，我主动申请去了慈利县，而这一去就是6年。6年里，我一个人上下班，一个人约采访，一个人穿行在慈利的每一个角落，我忽略了对家庭的关爱，错过了孩子的成长，我把自己，也活成了别人眼中的“傻子”。

可是在慈利蹲点时我才发现，基层有那么多我们在办公室发现不了的好故事，有那么多人怀着赤子之心在默默地发光、发亮，我怀着敬畏之心，将他们一一传播出去，在成就他们的同时，也成就了新闻路上的我自己。

如果重新选择，我还是会做一名扎根基层的记者。我愿意在一线坚守，愿意在基层寻找和挖掘平民英雄的故事；我愿意继续用我手中的笔，去放大、去讴歌普通人群中的真善美，愿意把积极的、阳光的、充满正能量的力量传递给读者。

我愿意和他们一样，做一个新时代的“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