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我党开启执政实践背景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政府机关报，在我国新闻事业史上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苏区时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瞿秋白，曾经担任《红色中华》主编。在他主持报社工作期间，《红色中华》不但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喉舌及传播信息的通道，更是成为引导社会舆论、凝聚革命力量、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强大武器。瞿秋白的办报思想及实践，对党的新闻事业走向成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为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编《红色中华》

　　《红色中华》创刊之初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改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它是党和苏维埃政府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在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时多达四万多份。1934年2月，瞿秋白来到瑞金后，即担任该报的主编。

　　其实，瞿秋白与《红色中华》发生交集的时间还要更早，在上海时瞿秋白就非常关注《红色中华》的刊行，曾在1933年7月写过一篇《关于报的意见》发表在江苏省委编的《斗争》上，对《红色中华》及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他认为《红色中华》应从六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作为党报，《红色中华》要反映“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二是要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在报道坏现象和缺点时,应该报道“党的纠正政策”。三是要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作明晰的连续的报道，“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四是要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五是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即组织每个地方、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把会写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六是建议发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的、能够让群众读懂的工农报。

　　瞿秋白担任《红色中华》主编后，通过《红色中华》大力宣传“扩红”运动，大量报道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的模范事迹，介绍各地在扩红中的先进经验；同时大力宣传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来支持红军，极力批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号召人民群众为保卫苏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闻工作者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瞿秋白创新工作方法，践行依靠群众的办报思想，使《红色中华》这个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舆论主阵地得以发展壮大。《红色中华》在瞿秋白主持下，报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创新了培养通讯员的办法。报社向通讯员发聘书,定期给他们发去报道提示,并油印出版《工农通讯员》,通俗浅显地讲解通讯的写作内容、方法和注意事项。通讯员的人数因此不断扩大，由创刊时的200多人增加到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苏区各地、各系统的庞大通讯网。因为通讯员队伍的不断壮大，《红色中华》的触须深深地扎根于苏区社会的各个角落，真正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喉舌，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获取信息和民意的通道。

　　占领舆论主阵地

　　《红色中华》是根据地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在这个战线上，瞿秋白既是引领方向的旗手，又是以笔为枪的战士。他经常亲自操刀，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正确引导苏区群众参军支前、勇敢战斗、努力生产、节省粮食，以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保卫苏维埃的胜利果实。

　　苏区时期，国民党不但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而且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为粉碎敌人的围困和封锁，1934年3月29日，瞿秋白在《红色中华》发表短论《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的节省粮食运动。瞿秋白在文章中阐述了节粮运动的重要意义,指出这项工作“对于我们战争的胜利,对于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都有决定的意义”。并提出要警惕在节省粮食运动中可能出现的“私藏粮食，操纵米价，毁坏公谷，偷运粮食出口，破坏粮食合作运动等等阴谋”。文章最后强烈呼吁工农群众“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提出的每一任务,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红军,来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胜利中来争取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

　　当然，要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区既要节流更要开源，因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春耕运动的号召。为了加大宣传力度，1934年4月3日，瞿秋白特别撰写了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发表于《红色中华》。社论首先指出开展春耕运动的目的是为改善群众“自己的生活”，也是为了“充裕红军的给养”和“粉碎敌人的封锁与‘围剿’”。提倡“把劳动妇女、甚至老头子小孩子都组织到生产战线上来……增加我们的农产品，多收谷子、棉花、蔬菜和杂粮，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使我们不至受到粮食困难”。同时号召苏维埃公民“最大限度发扬革命热情，广泛开展农业生产竞赛，劳动合作，以及农业技术的研究运动”。

　　瞿秋白不但通过宣传来鼓舞苏区军民斗志，而且以笔为武器，揭穿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和卖国行径。

　　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宣扬“国力未充，无力抗日”的投降论调。为戳穿国民党政府意欲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谎言，瞿秋白于1934年6月23日至7月7日在《红色中华》连续发表《中国能否抗日？》，引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具体分析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军事、经济、人民组织程度等条件，得出中国兵力十倍于日本的结论，从而揭发了国民党散布的“中国无力抗日”的无耻谰言。文章怒斥蒋介石对于全国反日反帝运动极尽压迫之能事，屠杀反日群众，压迫反日罢工，解散反日团体……企图消灭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这些真正抗日的力量，是赤裸裸的“卖国辱国勾当”。文章大力号召“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必须抗日，必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中国所有的工农士兵群众，所有的武器，如果都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我们相信，中国能够抗日，而且只有抗日才能保障民族的解放和生存，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更伟大的胜利”。

　　掩护红军主力突围长征

　　1934年10月10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苏区党、政、军、群团等首脑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在中央苏区另外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军民坚持斗争，以掩护红军主力秘密突围转移。瞿秋白服从组织安排，留在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为迷惑国民党军，保守主力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版式不变，一切照旧。而且报纸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捷报，但不提红军的具体行动情况。

　　后来，由于工作任务繁重且工作人员不够，瞿秋白直接搬到报社住宿，与韩进和袁血卒两位编辑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那时，瞿秋白的肺病很是严重，但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白天随军行动，与大家一起步行爬山，沿途做宣传鼓动工作。到达宿营地时大家休息了，他还要连夜写稿审稿，以保证《红色中华》按时出版。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瞿秋白坚持把《红色中华》报办到最后一期，圆满地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长征的任务。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突围转移到长汀县濯田区牛庄岭附近时被国民党军俘虏。在狱中，面对国民党的严刑逼供，他写下热情洋溢的“供词”，不失时机宣传和颂扬根据地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污蔑；面对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的劝降，他慷慨陈词、断然拒绝。国民党见招降瞿秋白无望，就下达处决令。6月18日，瞿秋白神色泰然，从容饮弹就义。（朱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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