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扎实推进全区廉洁文化建设，营造思廉学廉、崇廉尚廉的浓厚氛围，区纪委监委与“微观永定”共同策划推出《清廉永定建设进行时》专栏——“清廉故事会”系列节目，讲述本地区名人廉吏故事、红廉故事、家训家风故事等，弘扬清风正气，凝聚奋进力量。今天刊登第七期《后勤供给员田伯斌》。

后勤供给员田伯斌

田伯斌，字江明，1920年3月17日生于大庸枫香岗李家山村，7岁随祖父入私塾，14岁辍学务农。他少年时，多次听到贺龙领导红军打土豪、斗恶霸的故事，又看到现实社会地主剥削农民、官府欺压百姓的种种不平现象，常常愤愤不平。一次，他见乡公所催款的差人横行霸道，蛮不讲理，气愤极了，与之打了起来。因年幼缺力，不仅挨打，还被罚款。

1934年11月24日，红军占领大庸县城。他听到消息，第二天就上街报名参军。母亲看他年纪小，怕吃苦，要他回家，他说：“守在家里受欺压，不如当红军和地主、官府斗。”红军领导人见他年纪虽小，但决心大，斗争性强，遂吸收他入伍，分配到红四师十二团一营当通讯员。

1935年3月，红四师参加了鸡公垭战役。15岁的田伯斌，机智灵活，作战勇敢，亲手毙敌二人，伤敌一人，得到了领导的夸奖，提升为班长。6月，又参加包围龙山县城和忠堡战斗。11月，随部队长征。1936年3月，部队进入乌蒙山区，与敌人展开了历时一个多月，长达一千多里的大回旋战。途中他患感冒发高烧，不能行军，连长将他寄留在少数民族老乡家里治病。病愈后老乡要他留下，他想，国难当头，作为一个红军战士，应该冲锋杀敌，岂能贪生留在后方？便谢绝了老乡的好意，重新踏上征途，按照连长走时交代的路线，日夜赶路，以顽强的革命意志，战胜了病后的虚弱和途中的饥饿、疲劳，克服了道路险阻、方向难辨等困难，走了半个多月才赶上部队，接着投入了抢渡金沙江的战役。

在长征途中，他作战勇敢，对同志热情诚恳，乐于助人。特别是过雪山草地，他打前站就筹备给养，在后边就收容伤病员，还经常帮战友扛枪，背背包，搀扶走不动的战友。由于他表现突出，不久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提升为司务长。到达陕西后，四师驻防富平庄里镇，守卫陕甘宁边区门户，堵截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1936年底，国共第二次合作，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他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粮秣员、会计。抗日战争爆发后，三五八旅挺进晋绥，在大青山打游击，他任绥西支队三营会计。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大资产阶级亲日派公开投敌；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在日寇引诱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互相勾结，对我大青山游击区实行残酷的军事合围和经济封锁。田伯斌率领后勤人员，千方百计保证部队给养。他们穿着敌军的服装，机智灵活，潜入敌后筹集粮秣，突破重重封锁，运进大青山。

战时，田伯斌又带领炊事员，冒着枪林弹雨，把饭送到战场上。经过严酷的战火考验，193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艰苦年代，他先后在绥中骑兵支队、绥南骑兵一团、塞北分区等敌后战斗部队任会计、供给主任。他们响应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部队开荒、种粮食蔬菜、喂猪、纺纱织布，发动后勤人员自制腌菜、酱菜、干菜等供给部队。还经常到山西河北等敌占区，依靠地下党组织和拥护抗日的民主人士，采购棉花、布匹等，运进大青山，作军服被子，使八路军部队能坚持长期抗战。

1943年，绥南骑兵一团在山西右玉县与日军作战。日本飞机轰炸时，他和团政委刘仲民隐蔽在一起。当看到一枚炸弹落向身边时，他毫不犹豫地扑在刘政委身上，用身躯掩护首长。刘政委安然无恙，他头部负了重伤。经战地医院抢救，挽回了生命，但弹片无法取出，一直留在颅骨，因此被评为三乙级残废。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他调骑兵旅二团任供给主任。1949年建国后，升任骑兵旅供给部副部长。因他长期从事会计、供给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后勤工作经验，1951年，被调任为西北军区第一后勤学校第一大队大队长。1956年，国防部授予他中校军衔和“八一”“解放”“自由”三枚勋章。

田伯斌忠于党的事业，热爱本职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后勤学校工作期间，他带病坚持工作，对学员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将从事后勤工作的好经验、好作风，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为我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后勤干部。他生活朴素，严以律己。建国后军区为军官修建了几栋宿舍楼，按照老红军应当享受的待遇，他完全可以搬进宽敞舒适的楼房，但每次他都让别的同志先住，自己与爱人和五个儿子始终住在拥挤狭窄的“八一大院”。由于战争年代生活艰苦，田伯斌又负过重伤，体质很差，加之建国后夜以继日地工作，积劳成疾，于1962年12月24日在兰州病逝，终年44岁，葬于兰州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