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节，让我终生难忘。

那时候实行“供给制”。男职工供应30斤粮，女职工供应24斤粮，没有户口就不供应粮食。

春节眼看到了，我的母亲告知我和妻子，她要来新疆过年。妻子听后愣住了，然后便在屋子里转圈，似乎看啥都不顺眼。一向很稳重的妻子突然扑到我胸前，呜呜地边哭边嘟哝：“老太太来家，可咋办哩。”“一家四口人只有一间房，住哪？”

我只得扶着她的肩说：“别怕，有我，我给咱想办法。”

年前多借点粮才能避免断顿。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找谁借粮犯了难。半夜醒来，终于想起一个人。

我与李玉兰同年分配到学校当老师。都有一个不能说话的孩子，同病相怜而经常走动。她远在山东的亲人经常给她寄送物资。宁求一人，不张千口，我就让妻子去借粮，我去借用老乡的红漆木箱。

腊月二十九，妻子硬着头皮去李玉兰家，始终张不开口。李玉兰倒是很爽朗，拿出一袋红高粱面。妻子将攥在手里捏成团的钱放在桌上，李玉兰不肯收。

妻子为难：“大家每月都只有36.96元，不拿钱咋行。”

李玉兰接过钱说：“一袋白面8元钱，黑面我就拿4元钱。”将多余的钱还给妻子。临走时，李玉兰又给了妻子两碗大米，说是给老人煮粥。

当时哈密大街上根本买不到大米，在老百姓眼里可金贵了，只有病号可以喝到米粥。

妻子回来说：“李玉兰光给的两碗米就值4元钱，她变着法子给咱支援了一袋高粱面。”在李玉兰的帮助下，我家总算在过年期间没有断顿。细细回想：俯下身子的施舍是尊重。

年三十，我用驴车将老人从泉西车站接到家。左邻右舍来看母亲，老人心里高兴，让大家炕上坐。她站在炕边上，看见有个土台子，上面铺满了报纸，她就一屁股坐下去，只听“啪”一声，土台子塌了。

土台子是我给学生批改作业的案子，将高粱秆拨干净，切一样长，码在土墩子上，两头担在土块上，用土泥糊好，高粱秆下面是空的，可以放书本、教案，上面铺上报纸当案子用。

母亲不知道缘故，只当是木板搭的台子，一坐下去，土台子自然就塌了。众人将母亲扶起来，都很尴尬，找借口一个个溜走了。

晚饭，妻子做得很费心：一碟炒洋芋丝，一碟苦曲菜，是将夏天收集的干苦曲菜用开水烫一下做菜。在木箱上总算摆了两个碟子，很是体面。

母亲擀了杂面面片，很薄，将捡拾食堂丢弃的白菜头下锅，有几片绿叶撒在锅里，看着都香。

妻子给母亲盛了一碗稠的，给女儿盛了几块面片和稀汤水。

“咋给娃盛那一点。”母亲疑惑地问。

“娃不爱吃粗食。”妻子怯怯地看了我一眼。春节就这么掩饰着过的。

借来的木箱吃饭时当桌子，来人当椅子。可能坐的人多了，箱子裂了一条很明显的缝。

夜里妻子长吁短叹：“借的箱子，这可咋还啊，要赔25元。”

我安慰妻子说：“你别发愁，借时老乡打算送给我们的。”

不知这话啥时候让母亲听到了。睡在过道的母亲起身自责道：“原来咱家就剩下一个土炕啊，瞧这日子过得，当妈的都不知道。”母亲见家中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坚持要走。

妻子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咱日子虽然穷，可一家人能聚在一起。一家人聚在一起那才叫过年。”

在众人的劝说下，母亲留下来过年。年后，母亲照顾怀孕的妻子，照看孩子，我就安心工作。日子一天天安稳下来，母亲阴沉的脸上有了笑容。

正如冰心所说：“爱在左，情在右，在道路的两旁，我们随时播种，随时开花，使一路上穿枝拂叶的人，即使走过荆棘，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王育正 口述 车玉全 整理）